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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小百合 | 21st Nov 2014 | 大銀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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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無止境地追求取之不盡的知識,促成了巨大向前推動力的產生,也帶來了持續的焦慮、困難、憂傷和失望,因為最終的真實永遠不得而知,人類天賦的良心使自己在行為與道德規範相抵觸時飽嘗煎熬,令到『良心』本身就包含了悲劇的成分。《星球索拉羅斯》的人物都被失望纏繞不已,而科學提供給他們的出路卻相當虛幻,這一出路存在於夢中,存在於他們認清自己的根的機會裡——他們的根聯結了人類和孕育人類的大地,不過,就算是那樣的聯結,對他們而言也已經變得不真實了。」[1]

塔可夫斯基的《星球索拉羅斯》,從一開始即比史坦尼斯勞萊姆的原著,增加了對此孕育人類的地方進行描畫之篇幅(「根」的主題一直在塔可夫斯基的所有影片裡極為重要),那清澈的湖水、顫擺的水草、鄉村的風光、掠過的駿馬,都表現了大自然的美,有著異於一般科幻電影的詩意在。當中,天空忽然降下的驟雨,按塔可夫斯基的解釋只是當地常見的天氣現象,並無太多含義,但結合往後出現的火燒場面,再看著男主角克里斯像被突如其來的雨水淨化了一樣,我們可以理解這些大自然的基本元素(水與火),確實意指著人應該回歸到一個起始點的內涵。導演在克里斯的家,跟太空站中放置的相同擺設,與電影停留於地球上的冗長鋪墊,不僅是要對此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進行強烈的對比和聯繫,更重要是誘導大家產生「因思鄉而痛苦的負疚感」;然觀眾希望早點能看到星球索拉羅斯,塔可夫斯基卻偏偏放慢了上太空的腳步,令到觀眾更加地心急;他以此的特意安排,再次印證了本片提出的一個很重要觀點,那就是俱有無窮慾望的人類,在還未解決好自身問題的時候(譬如用男主角跟他父親背對背交談的鏡頭來說明二人關係出現了問題),便急進地想到外面去探索。

飽受當時蘇聯政府審查困擾的塔可夫斯基,雖如其他東歐科幻小說家般盡量避免於其作品內明確指出故事發生的年份、地區等敏感的背景資料,但他依然收到當局要求的「瘋狂修改清單」。好比那個跟原著小說第一次扯上關係的科學研討會,因其場景跟法庭審判過於類似,以及被「審判」的飛行員亨利·伯頓逐漸表現的不安情緒,從而引起了電影審查人員的不滿。塔可夫斯基將此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研討會,拉長拍得遠超過劇情發展需要的時間,目的是將科學家們對亨利·伯頓的報告爭論,轉化成對蘇聯社會矛盾的一種表現。他讓其中的一位聽取報告後說道「人類進步應該是在冒險中產生」的科學家,比作為擁有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然其他宣佈探索行動應馬上終止的保守派科學家,則代表了官僚主義作風盛行的政府。這段針對年輕伯頓的科學研討會,不斷於影像上被打斷,並插入其年老時看著克里斯和安娜的畫面,令到亨利·伯頓從某方面來講在片中獲得了永生(他的青春的一面一直被保留著),這種永生感隨後於索拉羅斯星上還會碰到,包括已逝去的心理學家吉巴里安生前的錄影,以及男主角克里斯的兩段分別是他兒時和青年時期的留影。塔可夫斯基用此留在過去的永生感,不但與能不斷復活的「來訪者」建立了聯繫,也跟電影的「懷鄉」主題找到對應的關係——當人類消耗太多精力,欲想不斷往前地探索宇宙之後,我們的終極目的地,仍然是自己的故土、自己的家園。

常聽到有人提出剪接在電影選擇、整理、調整局部和片段上的重要性,但塔可夫斯基更強調時間的自然推移、節奏的決定要素。於《雕刻時光》一書中,他便寫到:「與其說節奏是由剪接所決定,倒不如說它是由穿流過影片的時間所形成的壓力來定調……一部真正的電影,應忠實地在軟片上記錄超越畫面界線的時間,致使它宛若生命的持續遞移、變換,讓它一旦和觀眾接觸之時,便與作者分離,開始獨立自主地存活……我反對蒙太奇原理,這是由於它不容許電影在銀幕的範圍之外繼續生存,不容得觀眾將個人經驗加諸於眼前的影像,蒙太奇電影向觀眾呈現拼圖和謎語,讓他們解讀符號,並以諷喻為樂,一再地以其知識經驗為訴求」。因此,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很多時都會運用長鏡頭來創造一種特定的節奏,像《星球索拉羅斯》內的太空站環形走廊場景,通過跟時間同步的長鏡頭,令我們能身臨其境,感受如同男主角克里斯所體驗到的緊張或恐懼,並允許每一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想象這些神秘與未知,一起地經歷著這些影像之形式和意義的變遷。

塔可夫斯基的所有電影,都需要我們結合人物所身處的周圍環境,去理解其深入內涵,這是因為塔氏會親自參與設計的場景,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信息,他對攝入鏡頭的每一件事物也可能與角色有著密切的隱喻關係,好比斯羅特的混亂房間佈置,即表示了其已快到達崩潰的邊緣,而男主角克里斯剛進入太空站時相對整潔的臥室,又反映出他的理性與情感之缺失。《星球索拉羅斯》至關重要的角色,是克里斯的「來訪者」,在她出現之前,電影有意用黑白的攝影來塑造一種冰冷真實感,可當「來訪者」如夢幻般地到來,畫面又轉成了暖和並帶點神秘的黃色調,暗示著男主角的情感復甦。很多科幻的作品都會涉及到人與非人的辯證,就像《2001太空漫遊》中的超智能電腦HAL 9000,卻比太空船上喪失了生命熱情之火的科學家更俱「人」的特性;同樣,《星球索拉羅斯》內的生物學家薩特瑞斯,仿似就只為研究工作而存活(通過其實驗室場景亦能透露出來),他最後的人情味,在對克里斯的「來訪者」表達公開敵意之時(不握手),也一併地消失了;相反,克里斯的「來訪者」——其死去的妻子哈莉,卻愈來愈呈現出真實的「人」味,當二「人」共同於鏡子前看著鏡內自己的虛像時候,仿佛也在心裡面疑問「我究竟是誰」,和「誰更像一個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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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哈莉讓男主角放下了科學家的理性,逐漸變得感性,而克里斯有意識地埋葬的不愉快記憶,又被再度發掘出來,此一不同於史坦尼斯勞萊姆的原著,將克里斯的妻子之死放在後面交代的安排,就像先提出問題,再給出答案(而且是模糊的答案),達至了令觀眾/主角慢慢去拼出真相的效果,也使到人能反思與進入內心的過程出現。塔可夫斯基的《星球索拉羅斯》,更重要是在探索自己,卻非探索太空,所以,這電影避開了原著雄偉的結構、超現實的索拉力學(也是由於要節約拍攝成本),從而把目光集中在「人」的問題上。在有著地球儀(代表著家)的小型圖書館內(整個太空站只有這地方帶上溫暖的棕黃色調),克里斯與哈莉的「人性」,更是被凸顯了出來,他們看著Bruegel.Pieter的畫作《冬獵》,聯想到克里斯童年時於雪地的影像,與隨後象徵二人達至性愉悅高潮的著名「失重30秒」鏡頭,都表達了一種情感熱度的升溫,以及「愛」能衝破萬難的力量。

人類的生存目的,或者就是為了證明自己可以愛,影片《星球索拉羅斯》愈到後愈離開理性、自然的呈現方式,或原著的主題,進入了抽象、形而上的領域(因為對「愛」難以解釋)。克里斯行走在太空站環形通道內,被引入亮光中的一幕,就明顯俱有神聖的宗教色彩,儘管塔可夫斯基礙於審查的原因不能公開討論其宗教觀點,但他一直是名有神論者,傾向帶著廣義的信仰,相信「愛」是人類唯一的救贖(而不是科學)。至於多個哈莉與主角母親同時出現的場景,則表現了克里斯精神上的錯亂與痛苦,也在跟著的黑白夢中,讓我們瞭解到他一開始就缺乏情感的緣由;克里斯與其母親的關係,可以說是仿似親近又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為克里斯清洗傷口的動作,和對他的溺愛,都使到主角內心產生了內疚感;這內疚,我們同樣可以從塔可夫斯基的日誌內發現得到,塔氏通過這令觀眾難懂的一段,反映出自己和母親的相處並不融洽,他因此產生的茫然,也被繼續帶到了其下一部,亦是最俱自傳色彩的《鏡子》之中。

電影《星球索拉羅斯》的結尾,克里斯好像回到了地球、回到了家園,可當我們看到他出發上太空前已點起的篝火仍未熄滅,看到本片開頭的黃色氣球仍未飄走,就不禁疑惑這究竟是現實還是夢。有一派觀點,認為克里斯根本沒有上過太空,但更合理的解釋是,克里斯眼前的一切,都是由索拉羅斯星的海洋或島嶼,根據主角的記憶所創造出來。不過,這「創造」偶爾也會發生偏差或缺陷(像斯羅特的「來訪者」),所以影片開頭那場突如其來的雨,被錯誤地複製在了屋內。當然克里斯現在看到的父親,亦是他的新「來訪者」,這「來訪者」猶如主角的分身,也如主角在鏡子中看到的另一個自己,他呼應了斯羅特所說的「人需要的是人」之深意,更提供了我們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

沒有太多炫目特效的《星球索拉羅斯》,一方面是由於預算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塔可夫斯基對於片中未來場景和純科技角度的描述缺乏興趣。此外,男主角克里斯被派遣至太空站的主情節,跟前面科學家們在聽取亨利·伯頓的報告後,決定終止探索活動的結論相違背,而電影跟小說相比,在介紹幻想或者後來說的「來訪者」時的科學邏輯也含糊不清。塔氏對敘事嚴謹性的輕視,反映了他志不在製作一部如對科學知識要求很嚴格的「硬科幻」類型電影,從某程度上,他甚至頗為抵觸快速發展的科技,和人類無度的開發,這跟他身處的國家有關,當時的蘇聯為了要和美國競爭,造成巨大國力資源的浪費,更令生態環境被嚴重地破壞。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即對於這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而在《星球索拉羅斯》中,也有牽涉到此話題,那表現冷漠的生物學家薩特瑞斯,代表了共產主義的唯物世界觀,他認為人類目標應該是研究自然、增長知識,而不能受情感的制約,但我們連自己這個世界還理不清,又如何可以去對待其它世界,應付與我們不同的外星智慧體呢?

隨著史詩般的《2001太空漫遊》,創新性地將科幻題材與古典音樂結合,《星球索拉羅斯》也引用到巴赫的序曲來為電影點燃了一把火;這音樂,相較於太空站內陰氣沉沉的隆隆聲或管風琴聲而言,是如此地暖意濃濃,它烘托出人的回憶,亦加深了人的情感,令克里斯在太空站內看到自己的家庭錄影片段,以及克里斯跟哈莉的「失重30秒」鏡頭,都顯得特別地深刻。於我看來,Bruegel.Pieter的《冬獵》和巴赫的序曲,一樣也在喚起人對過去的留戀、對家鄉的思念,它們如大自然的美麗風光、寓意著生命的本質,與無情的、冷酷的人類科技,或是阿提米耶夫帶著未來感的電子樂,明顯地對立起來。

飾演哈莉的Natalya Bondarchuk,那時候雖只有21歲之齡,卻成熟地演繹出整部電影中最富有情感的一個角色。此角色像一道橋樑,讓觀眾更真切地體會到本片要我們看清自己、接受自己的核心內容;用科幻做外衣的《星球索拉羅斯》,實質是人類對自身本質的疑問與覺醒,它從壓抑的冷戰時代中伸出頭來(這「壓抑」可以在密閉的太空站內、甚至是日本高速路上的漫長一段中體現得到),希望激發到人性能回歸。浩瀚無邊的宇宙,令我們更覺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但這跟命運操縱下,愛與死亡的不確定一樣,它們不僅共同賦予了人類的真實性,也共同構築起,我們之所以能成為「人」的完整性。





[1] 摘自《雕刻時光》